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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探索及贡献

时间:2015-08-26 16:23来源:未知 作者:shiwencheng 点击: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挫折之后,之所以能够扭转极其不利的形势并终于在1949年取得伟大的胜利,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完满结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挫折之后,之所以能够扭转极其不利的形势并终于在1949年取得伟大的胜利,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完满结合,形成了体现这种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从而确立了一条适合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独特的革命道路。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立即又率领全国人民适时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经过1949-1956年的努力,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变,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实践的探索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探索,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巨著,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确认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探索及贡献,有助于坚持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的结合。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至关重要的意义有所认识,并不等于很快地就能做到完满的结合。因此,需要对这个阶段中国的国情有深入的分析和正确的把握,也需要有建设实践的经验的一定积累。从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具体制度的建设以及若干重大政策的制定来看,新中国最初一方面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形成的某些作法,另方面更多地是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基本上以他们的体制和实现工业化的政策为样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新中国并没有忽视对于自己的道路的寻求,这特别在1956年明显地表现出来。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上,苏联在政治上高度集权,造成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民主及盛行个人崇拜;经济上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及轻工业,造成物资供应不足、物价不稳,人民生活困难;对外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别国实行控制,使得反动势力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出现所谓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反对和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思想混乱,西方帝国主义也乘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公开声明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这一原则立场;另方面也认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应该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寻求适合于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国内,随着对社会主义对私有制改造的完成,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发生根本变化,集中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新中国在“一五”时期,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照抄苏联的办法,虽然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了许多弊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良影响。

        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实际,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始研究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自己应走的道路。在对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43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并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重工业为重点,但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特别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决不能对农民“竭泽而渔”。在报告中他强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报告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原则和政策,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还同时从多个方面对苏联经验进行了反思,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2]这就明确指出了要考虑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这些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具体道路,并开始初步尝试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这种破除苏联迷信,勇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神,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面改革、开放与发展,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提出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

        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均面临新的转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点要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要求全党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建国初期,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他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强调了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强国。1956年9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提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在以往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方法,即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通过自觉的调整和改革,使矛盾得到解决。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他同时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中国”[5]。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创造性地把这两对矛盾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这两对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大贡献,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有了正确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提出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三、提出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在确定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解决了通过走什么样的具体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问题。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突破苏联模式,提出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许多仁人志士实业救国的经验教训后再次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工业化道路。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便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的主体提出来的,并通过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来实现,确保了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了具体的现实的目标。

        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不能因循苏联工业化的道路,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应走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开辟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强调了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是实现中国工业化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仅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辩证地分析了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发展重工业的关系,而且明确指出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这是一个突破苏联模式的创造性的思想,为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迈出了起始的一大步。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科学的概念,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7]。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所谓工业化道路决不是工业本身的问题。至此,可以说,毛泽东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较之以前的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思想。1962年中共中央把毛泽东这一思想,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对以往提出的思想的一个新概括,使得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强调中国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基础上,这就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苏联工业化的道路,从而独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生产;既能实现国家富强,又能使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在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基本上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较为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包括能源、冶金、机械、化工、电子、航天、航空和各类轻工业,工业具备了一定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确立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提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同时,逐渐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和设想。可以说,毛泽东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同时,为此后不久变工业化的目标为农业、工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提供了思想前提。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在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出了现代化问题。该提纲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进一步推向前进,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同时,又特别强调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他说:“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8]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日益明确地将实现现代化确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在1956年中共八大制定的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了“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此后,随着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认识的深化,“四个现代化”内容也有所变化和发展,并逐步将国家富强的战略目标从工业化转变为四个现代化。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9]至此,“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全面地完整地提出来了。1960年3月,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地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重申。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0]1964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公开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1]从此以后,“四个现代化”就成为鼓舞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宏伟目标和精神动力。

        虽然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几经曲折,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最高领导人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设计的“四个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确实是中国人民的符合国情的理想选择。它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重大贡献,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五、提出要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此后,他又发表多篇文章和讲话,全面论述了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除本文上述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外,毛泽东还强调了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如下关系:

        1、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旧中国的工业过去主要集中在沿海,占全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70%,只有30%在内地。沿海工业,资金有余,科学技术先进,人才较多,力量雄厚,经验也比较丰富,只有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才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因此,毛泽东提出:“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12]历史证明了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沿海工业的适当超前发展,不仅支援了内地工业发展,也对改变历史上形成的那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2、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还存在的前提下,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必须有一定的国防力量,而且不能不加强国防建设。如何加强?毛泽东指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费用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3]

        3、关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经济建设的利益放在首位,它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14],“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15]实践证明了,安排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时,必须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个基本前提出发,这对于纠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4、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不赞成像苏联那样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16]同时,毛泽东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17]

        5、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极为重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经验,并明确地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8]同时他还特别提出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9]这说明,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时期,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路就是宽阔的、开放的。这个思想对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有着极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明确指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0]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呢?他进一步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21]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组织路线在经济建设上的高度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六、结语

        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借用了苏联的许多做法,又“以苏为鉴”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盲目学习别国经验到破除苏联迷信,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连贯的思维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比如,在经济建设方面,盲目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与规模。尤其是毛泽东在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贡献。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做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经验的准备。正如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2]。1980年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3]

        50多年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个战略思想既包含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又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新情况。因此,当前重温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探索及贡献,对于我们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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