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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会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探索与制度构建

时间:2015-08-26 16:30来源:未知 作者:shiwencheng 点击:
【内容摘要】我国少年司法尚未完全脱离成人司法的框架,但是新修改的刑诉法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并从立法上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程序设置,对少年司法是一大

  【内容摘要】我国少年司法尚未完全脱离成人司法的框架,但是新修改的刑诉法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并从立法上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程序设置,对少年司法是一大进步。理论界认为少年司法源于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推动。目前我国对社会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尚处于探索阶段,笔者认为恢复性司法已为社会参与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立法也为少年司法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将从实际出发,探索研究社会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依据,并试图构建制度化、体系化的社会参与少年司法模式。   

  【关键词】社会参与 少年司法理论 教育基地模式构建   

  所谓社会参与,在司法语境下,是指由国家司法权以外的社会力量介入诉讼,使司法活动能够体现社会关于秩序、自由、公正等的价值标准,避免国家司法权专断。司法(Justice),又称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顾名思义,少年司法是指司法机关在运用法律处理涉及少年的诉讼案件,非诉讼事件的专门活动。社会参与少年司法,本质上讲是少年司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推动少年刑事司法制度配套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是少年矫正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少年司法是个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专业力量的参与。少年司法的诞生就是社会力量参与并推动的结果,我国刑事法律中对社会参与也有明确体现,例如我国新修改的刑诉法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制度,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制度,在立法上引入了社会参与。但对社会如何参与少年司法尚未有明确定位,需要更完善的理论支撑与制度构建。 

  一、社会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基础 

  (一)少年司法的起源离不开社会参与 

  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是少年司法的起源地。美国在十八世纪末,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凸显出很多问题,少年罪错现象严重,针对少年的处罚措施受到当时社会改良者的指责,少年犯与成人犯关押在一起就是其中一项,“被投入监狱的少年境遇悲惨,往往从成年罪犯那里学到了更多的犯罪技能而不是获得矫治。”“有的陪审团看到这种现象,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通过裁决无效的方式,以避免将少年送入监狱或者处死。由于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放纵了少年罪错而可能导致这些少年更加为所欲为,因而备受非议。”“1823,纽约的贫困协会提出了模仿监狱建立一个专门的少年庇护所的建议。”[]庇护所是由防止贫困协会管理和负责矫正罪错少年,议会仅作为协会的辅助者。后来该庇护所又凸显出很多问题,如一些罪错少年被沦为童工使用。19世纪中期,市政府和州政府开始对建立少年管理的矫正机构感兴趣,他们设置的少年矫正机构被称为教养学校,由政府出资管理,教养学校继承了庇护所的很多做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它推动了少年法院的出现及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确立。从少年司法的起源上看,少年司法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力量参与与推动,换句话说,少年司法的骨子里流着社会参与的血液。 

  (二)恢复性少年司法理念的需求 

  恢复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学界一般认为,基奇纳实验是最早正式探索恢复性司法的试验。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奇纳地区发生了一起少年犯罪案件,两个少年共同抢劫并毁坏了21家民房,他们在认罪后与21家受害人代表进入调解程序,结果他们以负责任的态度,为其所造成的损害郑重道歉,并在其能力范围与被害人可接受程度之间,达成关于损害赔偿数目与时间表的协议。此后,以利益相关者参与(尤其是被害人参与)、调解、协商、补偿为基本特征的恢复性司法开始在加拿大、英国、芬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的少年司法中广泛运用,并逐步拓展于普通刑事司法领域,适用于对成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恢复性司法诞生于少年司法又广泛应用于少年司法,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通过第三方组织的参与,协调利益方的关系,从而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使罪错少年能够成功回归社区。恢复性司法理论也为除司法机关以外的第三方参与解决未成年人诉讼案件或非诉讼事件提供了理论依据。 

  恢复性少年司法理念在我国少年司法领域集中体现在刑事和解制度中,新刑诉法在特殊程序篇,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同时《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二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重矛盾化解,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对于符合和解条件的,要发挥检调对接平台作用,积极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所谓检调对接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将具体的执法办案与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通过与人民调解组织等各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平台相对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机制。该规定明确了第三方组织和人员参与少年刑事和解案件的合法性基础。 

  (三)社会参与少年司法的法律基础 

  1.国际法基础。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中,就明确提出:“应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者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的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我国于1991年1229日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第40条规定:“应采取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或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上述国际法的一个共同内涵就是,尽可能发挥社会对罪错少年的挽救教育功能,以少年福祉最大化为原则,尽可能减少监禁刑的适用。 

  2.国内法基础。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保护部分特别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强调了社会力量介入少年司法过程的必要性。《中国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各负其责,为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成年人特殊程序,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合适成年人制度,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制度,从刑事诉讼程序上引入社会参与未成年的权益保护,帮教考察,预防犯罪工作。新制度的设计融合了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推动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社会预防的一体化建设。 

  新刑诉法第五篇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从传统成人刑事框架中逐渐分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该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引入社会参与,该规则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四百八十四条规定,“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及辩护人提交的有关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书面材料,法庭应当审查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上述报告和材料可以作为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参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可以由社会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可以作为法庭量刑的依据,这就为社会参与社会调查提供了立法依据。 

  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原则,该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新刑诉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规定了一定的考验期,该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会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的有关人员,定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教育,实施跟踪帮教。”该条确定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考察的主体地位,社会力量参与考察、教育合法化。同时《诉讼规则》规定了考验期内的矫正和教育内容,规则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收下列矫治和教育:(一)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或者其他适当的处遇措施;(二)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三)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四)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五)接受相关教育;(六)遵守其他保护被害人安全以及预防再犯的禁止性规定。”这条规定其实涵盖社会参与的工作内容,包括对犯罪行为的教育矫正,考验期内的表现,帮助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等,其中戒瘾治疗、心理辅导需要聘请社会专业人士参与。 

  (四)社会参与少年司法的必要性 

  1.新刑诉法修改后,落实未成年人特殊制度的内在需要。新刑诉法规定的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等制度几项制度的实施,除了需要设计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外,同时需要社会专业服务的及时跟进,例如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开展戒瘾治疗和心理咨询工作,需要社会专业人士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干预。协助司法机关做好配套工作制度的推进。 

  2.社会力量有其自身优势,有利于少年司法配套体系及预防一体化格局建设。笔者在本文开篇定义的社会参与指的是国家司法权以外的社会力量,具体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事物组织,调动这些组织及人员的力量,一方面根据刑诉法的制度设计,建立司法配套工作体系,包括合适成年人制度,考察帮教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同时,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形成预防一体化的社会格局,推动少年司法向纵深发展。此外,少年工作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社会力量有其无可比拟的专业优势,比如针对罪错少年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咨询工作,戒瘾工作,可以交给专业的社会组织或者社会人士来完成,从而弥补司法机关在这方面的不足,司法人员在办案的同时,有时候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兼顾未成年热的帮教工作,社会力量参与,将司法人员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节省司法资源,司法机关开展这项工作受到诸多限制,社会参与作为第三方力量,能够更客观反映未成年人社会情况,成长经历,能够更好协助开展教育挽救工作,达到“教育挽救”的真正目的。 

  3.推动少年权益保护的目的一致性。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既随着对儿童权益的关注和保护突破国界与其他国家具有一致性,同时也因独特的文化传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概括起来,包括几下几点:首先是国家监护权理论,其次是教育刑理念,再次是少年宜教不宜罚思想,最后是恤幼思想。[] 这种理念与社会参与的目的具有一致性,社会参与少年司法一方面在发挥社会未成年保护组织自身的价值,另一方也是推动少年权益保护的一部分。

  二、关于“三位一体”教育基地模式的构建与思考 

  关于少年的定义,各国不一,少年是未成年人中的一部分,少年司法在我国的体现主要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美国的未成年人帮教模式从庇护所到矫正机构,又称为教养学校,包括后来的安置运动,推动了少年司法的建立,但是它的本质在于加强对少年的社会控制,最终往往忽略少年利益最大化这一根本目的,存在很多问题。我国设有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劳教所。少年犯管教所属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狱,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而设立,工读学校针对的“不良行为”少年进行的特殊教育场所,劳教制度目前已被取消。社会参与未成年人司法构建目前正在探索阶段,上海探索出社工参与模式,政府购买劳动力或者社会志愿者参与,但它的前提基础是有成熟的社工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具备条件,但在一些地区并不现实。针对此,笔者从本地实际出发,提出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基地模式,其目的在于构建第三方组织平台,整合社会参与力量,形成制度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及考察帮教工作体系。 

  (一)“三位一体”教育基地模式的内涵 

  “三位一体”教育基地模式是笔者根据河北省阜平县实际做出的一种模式探索,依托学校建立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考察帮教为一体的教育基地,纳入联络员制度,聘用社会专业人士担任辅导员,建立未成年人网格化管理模式。它不同于护工模式,护工模式的前提是有成熟的护工组织,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发达城市,可以实行,但是对于一些地区,并不现实,尤其是县级城市,目前没有护工组织。同时,这种模式不同于工读学校模式,工读学校主要收容一些有轻微违法或者不良行为的孩子,采取半工半读的模式开展教学,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变化,工读学校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北京工读学校现状为例,工读学校面临着生源荒,以门头沟学校为例,北京门头沟工读学校有35名教职工,但是目前仅有两名学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工读学校模式已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变革的需求。 

  笔者提出的“三位一体”教育基地模式是充分考虑地区实际情况,整合社会力量,依托学校或者单独建立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思路,他的本质在于建立第三方平台,整合社会参与力量,形成未成年权益保护,犯罪预防大格局。在具体操作方面,一方面尊重家长对孩子的管理方式,另一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与多部门形成合力,再者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提供制度化,体系化的支持,包括考察帮教工作的跟踪,法律援助律师信息库和合适成年人信息库共享,心理咨询等专业技术的提供等内容,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效果。 

  (二)“三位一体”教育基地模式机制构建 

  1. 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协调联动,形成整体。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是个系统工程,非一家单位能够完成,必须由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其他单位协同,社会公参与,从而形成合力。政府提供财力保障。建立协调有序,多部门联动,包括民政、共青团委、妇联、法院、公安、检察院、司法局、社区等,从而形成参与合力,共同推进少年司法配套体系建设,为社会参与少年司法提供资金,政策环境支撑。 

  2.建立联络员制度,形成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联络员制度,教育基地的联络员可以抽调教育基地成员单位包括公检法司,民政,教育共青团,妇联,各乡,各校中负责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工作的人员,社会工作者组成,主要负责辖区未成年人员统计分类和组织工作,联络员负责辖区内未成年人统计建档工作,尤其是做好七类重点未成年人的跟踪建档工作,七类未成年人包括单亲家庭,流浪儿童,留守儿童,无业少年,涉罪少年,不良行为倾向少年,心理问题倾向少年的建档和跟踪工作。 

  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将此项工作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是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网格化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种革命和创新。将网格化管理经验应用于未成年人管理之中,建立数字化的数据平台,可以有效开展未成年人教育,管控工作。教育基地联络员同时也是网格化管理员,数字化信息平台设在教育基地,聘专人负责管理,同时在各联络员处设信息共享平台,由各联络员登同辖区内未成年人信息,尤其对重点七类人员建立跟踪档案,对有问题的孩子,及时介入帮教。 

  3.教育基地参与社会调查及跟踪帮教机制。在教育基地设刑事案件帮教小组,一旦有设计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 立案时,公安机关便通知教育基地联系人,抽调帮教小组人员,从侦查开始介入,结合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情况,开展社会调查,商议制定涉罪未成年人考察帮教方案,建立帮教档案,开展帮教工作,跟踪绑教到底。将社会调查帮高及考察帮教工作相关资料存入帮教档案,并随案移送,作为案件处理的参考。 

  4.法律援助信息库和合适成年人信息库共享机制。建立法律援助信息库和合适成年人信息库,并与公安机关和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使进入刑事程序的未成年人第一时间受到法律援助和合适成年人参与,保障其诉讼权利。 

  (三)教育基地工作内容 

  1.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平台。通过教育基地平台,开展未成年权益保护工作,探索建立未成年权益保护工作长效机制,其一建立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统一协调公检法司,共青,民政,教育,学校,其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未成年人事务组织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合力。其二制定年度青少年维权、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方案并形成制度;其三依托基地定期开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宣传,提升青少年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其四纳入家长参与未成年人维权保护及犯罪预防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负有直接责任”,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四联络学校定期开展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学校是承载未成年人最多的场所,也是未成人保护,犯罪预防的主阵地,要将教育基地的法制教育,心理咨询,戒瘾治疗等专业工作与学校对接,为学校法制教育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后方支撑。 

  2.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足“挽救、教育”。根据刑事诉讼程序的需要,配合司法机关开展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援助,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的考察帮教工作,跟踪帮扶教育工作,案后跟踪及协助社区矫正工作等。 

  3.开展集中帮教工作,形成制度化模式。针对单亲家庭,留守儿童,无业少年等几种类型的违法犯罪少年,采取集中帮教考察模式,根据个案性的考察帮教方案,并在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下,将这类孩子投入到教育基地,专人负责,定期参与法制教育,公益活动,技能培训,力争“教育、感化、挽救”;针对流浪儿童的违法犯罪问题,一方面教育基地承担集中考察帮教工作,另一方面联系民政福利机构,协助做好流浪儿童的后期安置工作。 

  4.参与几类特殊未成年人的预防犯罪工作。区域联络员或者网格管理员针对不良行为少年、心理问题少年、留守儿童、单亲儿童、流浪儿童、涉罪少年开展摸底调查,建立六类人员档案,定期组织这些孩子参与教育基地的活动,普及法律,预防犯罪,同时开展个案的帮扶教育工作,例如针对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孩子,可以协调父母,为孩子提供心理咨询等工作,针对家庭困难的孩子必要时联系民政部门为其解决生活困难,针对流浪儿童协助福利机构做好孩子的安置工作。 

  5.为学校的法制教育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持。目前,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尚未纳入教育体系之中,学校的法制教育尚未形成常态化,根据现有情况,基地教育要发挥其自身优势,对接学校,建立法制教育平台,由每个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定期组织学生到教育基地参与法制学习,公益劳动,基地的老师定期到各学校开展法制讲堂,将此项工作常规化。 

  6.开设心理咨询项目,并形成常态化。在教育基地建立心理咨询室,购置心理咨询软件和其他设备,聘请心理咨询老师,针对心理问题倾向的青少年,涉罪问题少年,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将此项工作常态化。 

  7.志愿老师,固定参与。征集团委,妇联,学校等部门优秀人才充当志愿老师,聘请心理咨询师,未成年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参与基地建设,将成员及活动制度化。 

  三、教育基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考察帮教制度设计 

  考察帮教是在新刑诉法中,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监督考验期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不过根据刑诉法精神“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考察帮教工作可以贯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的整个过程,一方面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旨在使涉罪少年成功回归社会。基于此,笔者根据实际,依托教育基地平台,设置以下考察帮教机制,以供参考。 

  (一) 成立考察帮教小组 

  考察帮教小组成员包括:案件承办人、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法定人员、基地联络员、学校、志愿老师、基地聘任的心理咨询师、其他社会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 

  (二)基地考察帮教模式 

  其一,投入教育基地开展集中帮教,跟踪到底。对适合投入基地参加集中帮教涉罪人员包括流浪儿童、单亲儿童、父母监管不力的未成年人,通过与监护人协商,在严格保护其名誉的情况下,投入教育基地,开展集中帮教。其二,其他涉案未成年人采用基地帮教小组参与模式,可以不必投入教育基地,帮教小组及时跟进。 

  (三)考察帮教流程 

  1.侦查阶段帮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自立案时,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教育基地联络人,结合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情况,商议制定涉罪未成年人考察帮教方案,建立帮教档案,开展帮教工作。将考察帮教工作相关资料存入帮教档案。 

  2.审查逮捕阶段。公安机关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在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时,应当将该未成年人在侦查阶段的考察帮教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要及时通知驻所检察室,确保看守所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实行分押、分管。 

  3.捕后跟踪帮教。考察帮教小组定期进入羁押场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帮教,并协助羁押场所做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辅导。结合法制教育和情感沟通,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深刻悔罪并纠正错误思想认识。必要时可以安排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参加。驻所检察室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间表现,出具书面意见,移送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 

  4.羁押必要性审查。对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应当对继续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根据案情、社会调查情况、考察帮教情况综合分析判断,做出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 

  5.不捕帮教。对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批捕决定的犯罪嫌疑人,三日内通知考察帮教小组,定期对其开展帮教工作,内容包括:(一)了解其犯罪时的心理状态,教育其正确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二)向其说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原因,不逮捕并不意味着不负刑事责任,告诫其珍惜国家给予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机会。(三)做好释法说理工作,纠正其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求其在诉讼期间,根据考察帮教方案定期向帮教小组汇报学习、工作及活动情况,并接受考察帮教小组制定的帮教事项。 

  6.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应当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考察帮教小组签订《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协议》及《保密协议》,制定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方案,考察帮教小组定期了解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近期表现,并将考察帮教实施情况并形成材料归档,作为检察机关监督考察的意见参考。 

  7.审判及服刑阶段。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时,应当将考察帮教意见一并移送。配合法院、监狱和司法局开展好审判阶段、服刑阶段和社区矫正阶段的跟踪帮教工作。 

  (四)考察帮教内容 

  1.监督考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犯罪诱因进行考察,为诉讼提供参考,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遵守法律法规、接受规定的矫治和教育情况进行监督考察,并形成考察意见,为办案提供参考。 

  2.教育挽救。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释法说理,提高其对犯罪行为及社会危害后果的认识,引导其作出深刻反省。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国家法律的从宽处罚规定,以及社会、家庭的关怀和期盼,使其感受到法律的温情和家庭的温暖。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肩负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鼓励其重拾信心、积极回报社会。 

  3.困难帮扶。对于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联系教育,民政等部门为其解决实际困难。 

  4.心理咨询及戒瘾治疗。针对有心理问题倾向的涉罪未成年人,有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针对心理问题少年开展心理测试,对网瘾,毒瘾的少年开展戒瘾治疗。 

  综上所述,借用前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什么信任比这个世界给孩子的信任更神圣;没有什么责任比确保孩子的权利得到尊重、确保孩子的幸福得到保护、确保孩子的生活免遭恐惧和匾乏更重要的了。人类进步的传承植根于对孩子权利的实现。”[]社会参与少年司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少年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为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少年司法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个良心工程,这项工程的开展必须本着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不能沦落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或者单纯的政绩工程,如何构建适合本土化的社会参与少年司法构建模式,从理论上和制度上的探索,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在这方面的思考,希望对少年司法的发展有所启发。 (作者系河北省阜平县人民检察院 秦金岭

       

  【参考文献】 

  [1]姚建龙.少年司法的起源:美国少年矫正机构运动的兴起.《环球法律评论》[J],2007,1. 

  [2]姚建龙.《恢复性少年司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前景》[J].《社会科学》,2007年,第8. 

  [3] 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白金林祥主编:《2O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①]姚建龙.少年司法的起源:美国少年矫正机构运动的兴起.《环球法律评论》[J],2007,1.     

[②]姚建龙.《恢复性少年司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前景》[J].《社会科学》,2007,8.      

[③]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42-47.     

[④]联合国前秘长科菲·安南在联合国第55届大会上的发言,转引白金林祥主编:2O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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